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指的是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
而面对这一转折，以往靠廉价劳动力构成中国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善待劳动者，只是眼下应有之义之一；提升中国企业素质，“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不再靠“人多势众”盈利，则是长远之策。
北京的长安街边，国贸桥往东几百米，万达广场的建设在年初时遇到了一点小波折，因为春节后，大批工人没有如期回到工地，工程暂时无法开工。
正在修建的外交部新住宅楼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原计划1200人的工人队伍没能招齐，预计今年初修到楼房和地面相交的“正负零”，现在却只进行到地下一层。
崇文区环卫局四队则在其辖区的所有公厕内，一直张贴着招聘广告。因为清扫公厕的临时工一直没有满员。而且，“每天都有人走。”该队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这个城市里小区业主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去年保洁工随叫随到，现在要提前三天才能约上。在小区家政公司的登记单上，三天内的业务都已经排满，还有很多因为轮不上而注明取消的业务。
民工荒自2004年起为人所知。三年之后，基层劳动力匮乏所波及的范围，已经由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故事开始越来越像那部荒诞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当一个美国城市中的所有做服务业的墨西哥人突然都走掉后，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和城市的扩张相比，负责为这个城市修建住所，打扫卫生，清理公厕，还有整理家务的基层劳工正变得越来越少。正在壮大的城市不得不放慢脚步。
劳动力短缺已不是一时一地现象
杨玉红一直觉得自己和一起来北京打工的丈夫无法相比。丈夫在今朝装饰公司做木工，这是现在比较紧缺的技术工种，每天可以赚到70～80元。而杨玉红在一家小区所属的家政公司上班。“他们那是技术活，而我们这种是手头活，随便谁都能做。”她说。
但中国社科院2007年5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显示，短缺的劳工恰恰是杨玉红这类“干手头活的非技术工人”，而且，对女工的需求量占了2007年新增用需求的57.8%。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章铮对此的结论是：目前的“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造成的。
在经济学家眼里，还有许多零碎的证据，证明目前低端劳动力供应正处于卖方市场。比如，消费物价指数中，家庭服务和家庭维修服务的数据大约自2004年下半年起加速上升，在过去的一年，其平均增长率大约比此前3 年的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这表明低端劳动力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紧张，并带来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加速上升。”光大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高善文说。
下个月，杨玉红的报酬就要由一小时5元增加到一小时7元。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已经准备把与钢筋有关的工序的工资由220元/吨增加到240元/吨，“这在全国都算高的价钱了。”
在民工荒的最早爆发地广东东莞，民工荒仍在持续，由它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已是普遍的事实。类似“招聘普工，底薪690，每天工作8小时，保证双休日，工作满一年可以享受5天的带薪年休假……”的告示，如今在东莞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或者传达室的窗户上都随处可见。四年前就从重庆巫山县来到东莞做工的张启君，感触最深的是这几年待遇提高了。今年5月份，她领到了2500元工资，“刚来的时候，第一个月才拿了一千多元。”她对记者谈道。
张目前的工作是查补（对成衣进行检查和修补），她说，目前厂里如果加班，一般是5元/小时，而在周末，可以拿到六七元钱。“我们厂的待遇比其他厂好，五个人住一间宿舍，有放衣服的橱柜，可以洗热水澡，下班后还可以在厂里打球、唱卡拉OK。”
即便如此，企业依然面临缺工的问题。新兴发针织厂厂长尹海对记者说：“招工不好招，除了新兴发外，我们还有另一家耀信服饰厂，总共需要两千多工人，去年就缺工，今年更厉害了，现在还差几百人。”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近年每年都对珠江三角洲的缺工问题做调查，去年，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缺工的占64%，比前年增长了10%，其中认为缺技工的占18%，缺普工的占了53%，认为两者都缺的占26%。
城市的用工短缺甚至已经抬高了农村里劳动力的价格。“现在是农忙季节，请人插秧，往年15块/天，现在都得30块/天。”杨玉红说。王顺中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他在老家的父亲也遇到了人手短缺的麻烦。他开了一家棉花加工作坊，春节一过，这个只需要五六个人手的家庭式作坊里三名员工去了传说薪水更高的大城市，王的父亲只好和两个女儿暂时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
根据中国社科院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系统调查，2003～2005年，农户家庭经营各业雇工平均工资由560元/月提高到658元/月，增长了17.5%。
而在西南的一个小县城，正在进行着被当地人称为的“工业革命”。周围几个大厂和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都迁入了当地新建的工业园区。县城里的劳动力显得金贵。在这里，2006年前，一个普通技工还不过30元/天，现在这个价钱只够雇一个打杂的人。那些会搭房梁，砌砖墙，走电线的工人，一天要50元钱才请得起。
在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中，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 32%。另有32%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75%以上，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缺工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严重程度也远远高于2004年媒体报道的东南沿海民工荒。”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到工资更高、机会更多、环境也更好的地方去
县城里劳工工资成倍的上涨没能阻挡劳动力的外流。因为在大城市及它们周围的“经济圈”，那里有更大规模的建设，那里工程更多，工资更高，机会也更多。
作为新兴的劳动力吸纳地——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迎接2008 年的奥运，1215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760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2008年周转量将达到6000万人次。由此要建成一座比伦敦希思罗机场5个航站楼加在一起还大的航站楼。还有一个大的地铁系统也是这个奥运梦想的一部分。这个地铁系统完工后，预计北京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路。
如果把这些工程与城内一个普通的城区相联系，我们就会知道资本给工作岗位创造的巨大需求。北京市崇文区在迎奥运的名义下，扩建了两广路，花市小区，永外大街，南中轴路，李国庆所领导的负责马路清洁的一队因此要增加几十万平方米的保洁范围。环卫局还为迎奥运设置了新的卫生标准：路段的循环保洁缩短为半小时一个来回。李国庆说，这相当于每个环卫工人的工作面积翻倍，达到每人每天保洁马路1万平方米。如果要保证卫生质量，必须得增加人手。而负责公厕保洁的四队，为了达到达标创优的奥运标准，需要对辖区内的500所公厕实行单人负责制。这使得原来300来人的清洁工队伍捉襟见肘。
奥运是北京的梦想，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梦想。
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对媒体说，他的愿景是把整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两倍以上，将落后的郑州变成“东方芝加哥”，因此，这座并不富裕的中原省会，正在筹建两个“前无古人”的建筑：一座中国传统塔式酒店，高280米，几乎是纽约帝国大厦的四分之三那么高。这座造价近1亿美元的滨河艺术建筑看起来像一窝巨大的鸭蛋。附近还有一个新开的会展中心，外观就像是一把撑开的伞，那里的展厅号称拥有亚洲最大的无柱屋顶。
各式各样的城市梦想催生出不同的经济圈。因此，和3年前民工荒刚刚出现时不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5个大型的经济体可供民工们选择。而其中新兴的环渤海地区在劳动力的竞争中暂时领先。在一半以上地区的民工工资都停留在200～1000元/月的范围时，这个地区的民工平均工资达到了1200元以上。工资是决定民工去向的关键指标。在社科院的报告中，环渤海地区2006年的企业招满状况和2007年新增用工比例都排全国第一。
而在广东东莞，打工者们发现，可以选择去条件相对更好的长三角去打工。
一位在东莞某台资企业工作的湖南籍工人告诉记者，“在春节后，我们一个村的外出打工者，都去了上海和江苏，那边的待遇相对高，工作时间段也比较规范，男女工的比例也合适。”
“我们这边的厂房和基础设施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的，而长江三角洲在2006～2007年盖的厂房，当然比我们这边好。”采访中，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萧主任指出，工资是个主要问题，但不是绝对因素，工作环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贵州遵义市政府驻东莞办事处是该市组织劳务输出的重要平台，该办事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记者分析说：“现在人才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农民工都自发分流了。如今的农民在家里、企业和学校都可以通过网络、报纸获得信息，随时都有大量的招聘信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分析说：“从宏观来说，目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珠江三角洲民工的分流，是必然的趋势，是本地缺工的主因。”事实上，这恰恰印证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而来的两个标志性变化之一：即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人口红利期的结束
杨玉红和她的丈夫随时准备离开北京。他们把最近的一个启程时间点定在2008年。“很多工程都会完工，很可能没活干了。”杨玉红说。但北京城的建设并不会在2008年后停止。“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采访中，这个观点得到建筑商的肯定。“奥运会完了，还有大面积的旧城区要改造。五层旧楼要推倒改建成30层的楼房，原来的电缆负荷不了，水管的流量也要扩容，埋在地里的网线都要更新，这是多大的工程。”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这些不都得农民工来做？”
这些大量的待建工程，像个黑洞一样，吞噬着来自各地的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供应并不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如果还要说中国广袤的农村有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将会遭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双重反驳。
30年前，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结果简而概之，就是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一份联合国的预测表示，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现实是，2006～2010年期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他和同事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10%的高增长率、9%的中等增长率以及8%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测算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
“自2004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如此勾画我国的劳动力供应.
民工荒背后的利益纠葛
如果把中国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但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其中所涉及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都不是劳动力短缺这一个命题可以涵盖的
★ 本刊记者/陈晓 赵磊
2004年,德国蒂森克虏伯在赫尔德区的钢厂,来了一群中国人，约有1000人。他们的工作是在两年内完成整个钢厂的拆卸。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用夹层板搭起宿舍，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工人们才开始遵照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最后，他们比约定的完工时间提前了一年。
更让德国人惊讶的是中国工人的工作方式。中国的拆卸队登上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烟囱顶上垂下，一个中国工人吊在绳子上。这位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这种在国外引起轰动，被称为“终极中国外卖”的基层劳动力的干活方式，在国内到处发生着。即使是像杨玉红这样30多岁，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她告诉记者，在20层楼高的窗台上，探出大半个身子去擦外立面玻璃，惟一的防护不过是另一名女工用手轻轻拽住她的双腿。
“我们的价钱太低了”
实在没有料到，有一天，这些背着破旧的蛇皮袋，结伴辗转在各个城市车站的民工群体，会成为稀缺的资源。杨玉红说，她并没感觉到她对城市有多重要，她出来是为了赚钱。“在四川家里，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一天干不干活都过去了，但是在北京，每一天都得逼着自己干活。不然，房租，生活费就白扔了。”
离她工作的小区半里地有一排待拆的平房，那是杨玉红在北京的“家”。
这片房子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工，他们分租一套房，做饭，洗衣，睡觉，都在一个单间里进行。一些出售便宜商品的买卖也在附近聚集，这是这些民工给当地经济烙上的印记。杨玉红常去的一个市场是垡头市场。她在这里买了一块钱的 护肤品——郁美净，家里惟一的电器——300块钱的新电视，“组装的，但是还有牌子。”
杨玉红每天早上7点多去小区做家政，没有确定的下班时间，有时候下午6点还能接到新活，干完后就快晚上10点了。一个下午的两点，当记者见到她时，她刚开始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水泡油条。如果愿意的话，她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杨玉红通常用这天做自己家的家务，洗丈夫沾满建筑灰尘的衣服。
这在到城市里讨生活的农民工里算境遇好的。在相邻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工地，大部分建筑工人都是单身来的，他们住在10个人一间的临时宿舍里，由于没有洗浴设施，洗澡洗衣服都是大事。但他们对这些都不太介意。他们只是反复对记者说，“多帮我们这些劳动力宣传宣传，价钱太低了。”
虽然从2004年起，中国民工的工资在逐年增长，但是仍然处在城市中经济链条的最低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掰着指头算接一个工程他要支出的成本：租用的灯光照明，塔吊，70多个管理人员，工资高一点的得给6000块/月，“晚完工一天，我就得损失两万。”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相比之下，工人工资的涨幅不过是一天十几二十块。“这是小钱。”
但是，“这些人的生存条件，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参与进来。”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认为，目前广东部分企业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性企业中效率低下、工资调整空间狭小的企业。与中小企业缺工相对应的是，当地一流的企业并不缺工，尤其是为国际企业代工的工厂，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会对劳动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企业招工，都会排着很长的队伍，厂里的人力资源主管甚至会将一些名额卖给中介，赚取利润。”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些导致结构性缺工的因素。刘指出，如果将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人员分布状况与打工目的地的正规工厂的人口分布状况相比较，这两种情况并不对称，“因此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并没有去正规的企业工作，从而导致这种企业的用工缺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对工人的年龄、性别过于“挑剔”，“比如一些酒楼、宾馆需要漂亮年轻女性做服务员，这种劳动力资源是绝对短缺的。”刘以此举例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打工者更愿意去非正规工厂就业，因为这些工厂虽然环境相对恶劣，但由于来单快，回款快，且没有税负和工人保障等开支，往往给的薪水较高。来自四川岳池的老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老卢的工作是做西装剪裁。工作地点不固定，“看单子，有时候在惠州，有时候又回到广州。”现在他在广州黄埔的工厂旁，住在和工友们一起租来房间里，他认为社会保险和工厂环境等远远没有多挣点现金实惠， “那些都是虚的，”多喝两杯后，他告诉记者：“凭自己这些年裁衣服的钱，二儿子已经快供上大学了。”
解放农民，下一步怎么走？
杨玉红和丈夫每个月的工资，留下400元维持简单生活，其他的都寄回乡下，用于支付当地农村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些和传统乡村生活不一样的标准：比如建一栋两层的楼房，走亲访友要送的成件的苹果和梨，还有过节或请客时要喝的红酒，已经到学龄的孩子每天要喝的牛奶……
农村的生活正在好转。随着近年来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2004年乡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增加值中，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加值占65.1%，比2001～2003年上升了34.2%。
“农民工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取决于他们在家乡务农能够获得的预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明显提高，那么资方就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才能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按社科院的统计，以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8亿劳动力。他们大都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重庆市荣昌县救灾办主任秦景英曾告诉记者，一工一农，一辈子不受穷，这是农民最有安全感的理想生活，也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就业现实。
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政府取消了农业税，重新定义了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政策，谷物和油籽不再完全依赖自己耕种而转向进口。这更有利于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但往下走就要复杂得多。早在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在其首份中国农业综合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应放宽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帮助农村人口外流。这个提议在2007年的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报告里得到了更细致的表述。都阳在报告中提出取消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城市人特有的福利内容，以此改变城乡二元化分割，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城市。
经合组织的报告里还称，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农民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允许他们更为灵活地使用土地。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地制度的改革探索。这些命题，都不仅仅是劳动力短缺这个困境可以涵盖的。
解决劳动力短缺的他国路径
如果把中国发端于2004年，蔓延在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这导致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有一个世界性的挪移轨迹。“从美国到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现在是中国。”都阳说。
直到最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并无二致：它是以廉价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廉价资本来源于来自消费者，他们为解决自己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大量储蓄，这些储蓄被国家用于提供低成本的信贷和资本支出。而廉价的劳动力则来源于长期城乡二元化分割，被封闭在回报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几亿农民。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亚洲新兴经济体得以在出口制造业领域大量投资，并获得超出其他所有领域的增长。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年均TFP(综合要素生产率)为3%。美国的数字是1.7%。从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要想最终达到美国那样的经济规模，中国需要持续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已无法达到以前那样的高度了。
接下来要发生的，在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发生过。都阳把这个过程简化为:劳动力价格上涨，仍然依靠“人多势众”的方法盈利的企业会死掉，机器会代替人。
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的盈利指标已经表示，淘汰正在进行。根据光大证券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研究，绝大多数指标均显示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在2004年达到了高点，并自2005年以来开始明显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下去。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国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将中国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中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
似乎风水是在流转。在被多年廉价雇佣后,终于轮到基层劳动力的一点话语权了。虽然这些权利看起来仍很卑微。杨玉红的老板马上要给她们上一种保险，就是擦窗户的。王顺中也不得不给他的工人上保险，并尽量做到不拖欠工资以免被工人举报，记录上有污点。他说，工程立项时，这些都是检查他是否有建筑资质的手续之一。
东莞的嬗变
在经历了至少三年的缺工以后，珠江三角洲正在经历不自觉的缓慢嬗变。但正如无从推测这一转折点具体开始于哪天一样，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地预测：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 本刊记者/赵磊(发自东莞)
至少在3年前，珠江三角洲已经发生了缺工现象。“改善劳动环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产业升级”等等措施成为当地企业和政府应对“暂时缺工”现象的主流方式，但除少数学者外，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没有将这些现象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前兆联系起来。
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当劳动人口不再无限供给的时候，劳动若和资本将开始共同分配增长的利益；劳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如今的珠三角不乏这样与之对应的案例，但正如无从推测这一转折点具体开始于哪天一样，也还没有人能够清楚地预测：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珠江三角洲正在经历不自觉的缓慢嬗变。
东莞市寮步镇的凫山新兴发针织有限公司和耀信服饰有限公司，同属一家企业，分别生产毛衣和童装两种品牌，年产毛衫1200万件，针梳织制衣服装300万件。
几年前，在发现缺工之后，工厂主们开始计划引进电脑机自动针织机组，这样的进口机器每台大概要花费50万元左右，但投入使用后，可以节约七八名工人。“我们计划三年引进400台这样的机器，”厂长尹海对记者说。
另一个解决缺工问题的办法是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比如以前在我们厂工作过的工人，如果我们觉得他人品不错，就支持他在家乡办厂，为我们工厂加工生产。”从前年开始，他们已经分别在安徽和广西办了几家这样的加工厂。
但这一种“国内移植”的方式，并非长远的解决之道。尽管缺工问题始于珠三角，但目前已经有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性短缺的趋势。事实上，广东本省也在一些欠发达地方兴办了工业园区，希望招工难的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这些地方，“目前梅州、河源、清远等地的这些工业园，大都还是空着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此外，人力资源市场和机构也面临着调整。贵州遵义市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现在就正面临着转型，“以前我们是提供粗放型的劳务服务，现在要有组织、上档次的劳务输出。需要为企业做针对性的培训，为企业储备人才。”
今年3月，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表示，东莞今年将为外来工建设 廉租房，“这一步今年一定要迈出去。”东莞能否以此留住或者吸引民工，尚需要观察。
6月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在泛珠三角区域劳务合作联席会议上透露，关于农民工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已经研究拟定，有望年内出台。张小建透露，该办法具体内容是，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参加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没有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参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按本人工资5%缴费，用人单位执行所在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规定；社保机构按农民工本人工资收入的15%建立完全积累式的个人账户，每年负责将其缴费信息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转回原籍。
上述政策的出台和最终落实是否会对解决缺工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尚难预计。
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萧主任认为：“解决缺工最根本的方式，还是需要企业自己进行产业调整，企业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增加待遇。政府帮不了企业，只能让企业自己在市场竞争中明白，从利润中割出去多少来改善这样的环境，才能留住工人。”正如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所言：“政府只能起引导的作用，需要市场调节，企业自己来解决。政府不可能拿钱给企业去招工，那些工资待遇达不到社会同类平均标准的企业被淘汰，是正常的事情。”
王同时向记者强调，“至今为止，尚没有一家企业是因为缺工而关闭的。缺工的现象至少表明了，人才市场调节的功能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并且可以对效益低下、环境恶劣的企业进行淘汰，促进产业升级，从这些意义上看都是一个好现象。”
而中山大学的刘林平教授则认为，没有必要为缺工过分担心，因为珠江三角洲的传统优势就是“市场的力量强大，不可阻挡。”而因为劳动力的短缺的趋势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改善劳动条件，而经营不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则会被淘汰出局。
目前传来的消息是，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已主动放宽了对招工年龄的要求，将年龄放宽到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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