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兄弟与华昌炼锑公司

湖南炼制纯锑始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梁氏兄弟设立在长沙西湖桥的华昌炼锑公司。老大梁焕奎自任董事长，二弟梁端甫任益阳矿山经理，三弟梁鼎甫以董事名义奔走欧美各地，四弟梁和甫曾任公司总经理，五弟梁硕甫任纽约经理处经理。
　　梁焕奎，宇壁垣，长沙府属湘潭县人，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中举人，1896年陈宝箴聘他为湖南矿务局文案。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湖南新任巡抚俞廉三将官办的益阳板溪锑矿招商承办。梁焕奎预见锑矿业前途广阔，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了妻子的贵重手饰，接办了锑矿，并将其改组成为久通公司，派二弟端甫坐驻益阳，整顿矿场，设立炼锑厂。但由于矿质较差，冶炼系用土法，加上洋商压价，专炼生锑殊不合算。梁焕奎决心采用西法提炼纯锑。他从矿务总公司拨借资金，创办实业学堂，着力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人才。并先后送三弟鼎甫、四弟和甫、五弟硕甫分别留学日、美，学习矿冶。


1907年，正在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学习的鼎甫，得知法国巴黎有一个叫赫伦士米的专家已研究出一种能将低品位锑提纯的方法，便亲往巴黎与赫氏商谈，谈成以7万两银购买这一“秘法”。梁氏兄弟欣喜之余却苦于巨款难筹。正当焦急之际，适逢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回到长沙，答应设法筹措。杨度神通广大，竟说通了张之洞、袁世凯代向直、鲁、湘、鄂、苏5省筹拨银16万两，“永远作为补助”，解决了资金问题。梁氏兄弟利用这笔资金买下了专利，购买了机器、炼炉等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法国机械师。在此基础上，梁氏兄弟将久通公司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并由杨度领衔禀呈湖南巡抚批准立案。由于华昌公司拥有五省补助款，“公司不付息银，不给股票，惟以补助名目，藉为保息招股之资。于是商股渐多”，资本银达30万两。加上杨度又进呈农工商部，清政府特准华昌公司有10年的专办权，“无论何国官商，不得在中国境内设同样之炉座，亦不得在湖南境内设他样炼锑之炉座”，使华昌公司在初办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为此，华昌公司赠给杨度5万元的干股为酬，并举杨度为公司首任总经理。杨度后来在该公司成为拥有20万元股本的大股东。
　　1909年春，公司正式开工生产，所出纯锑，运往欧美，声价颇高，成色可与世界著名锑矿英京郭克逊的产品媲美。在此以前，中国的炼锑业都只能用土法炼生锑。汉口加尔威公司铅锑矿场附设的粗锑炼制厂，见华昌公司可炼纯锑出口，不得不自动歇业。1908年法国容母司会社本打算在湘设炼锑厂，也因竞争不过华昌公司而放弃计划。可见华昌公司大胆采用西法冶炼，对我国锑矿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全省各地锑矿均交华昌公司代炼并集中出口，使洋商暂不能再在湖南廉价收购锑矿，华昌公司的股本亦由开办时的30万两增至60万两，成为清末湖南最有生气的商办企业。1901—1913年湖南共出口锑品9.16万吨，其中纯锑2.78万吨，大部分出自华昌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各国纷纷在湘争购锑矿产品，致使锑价大涨。1915年华昌公司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扩充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96万两，1916年又增至300万两。1915年华昌公司共炼锑15095吨，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8%，年获利300余万银元。然而，好景不常，一战结束后，纯锑销路锐减，价格惨跌，1918年上半年长沙市价纯锑每吨价值900元，到1919年春竟降至每吨90元上下，且无人问津。到1920年，锑价仍无起色，华昌公司已债台高筑，寸步难移，1924年宣告破产。华昌公司为什么刚过黄金时代就旋即而夭折？用梁焕奎自己的话来作答最为恰当。梁焕奎生前曾将华昌公司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难：一曰洋人恃其国富兵强、财广，对抗难；二曰山主地头蛇恃其人多势众，横蛮，讲理难；三曰军阀豪绅恃其特权，敲诈勒索，支应难。这“三难”，正是中国民族工业伤心史的一段写照。